在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宋代名儒范仲淹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大丈夫还能做什么呢？”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其他了。”

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实现了他“为良相”的夙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能普济万民。在当时，医生人数很少且水平不高，因此医疗事故很多，范仲淹针对这种情况，在给朝廷的奏议中提出，由国家在首都举办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这种研究班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科目的必修课程，并且规定学习年限与选试办法。这对于提高习医者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以及选用高水平的医生，都很有裨益。

但令人惋惜的是，范仲淹对国事提出的十条革新建议，全都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与攻击。不久，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被罢免，国家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也随之夭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