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世相入杏林
孙惠卿，字嘉微，号隆净，祖籍浙江绍兴。1883年1月出生于武昌一个浙商家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0岁的孙惠卿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加入新军，任湖南永州镇文卫营官（后因病离职）。
民国初期的1914年，孙惠卿当上汉口俄商巴公洋行的华籍经理（即洋行买办），主要从事地产交易。1916年，孙惠卿自办隆记商行，仍然从事地产生意。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孙惠卿参加国民革命军蒋鼎文部，任军需官。后随蒋鼎文部入江西、安徽等地。二次北伐结束后，部队整编，孙惠卿于1929年闲住北京。
1935年，53岁的孙惠卿回到武汉。这时他遭受了一次人生的重大打击——他的独子患淋巴结核死亡，只留下一个女儿孙荷生。等孙惠卿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后，深感人生无常、世事多异，想到难为良相、即为良医，决心潜心钻研医学。他从民间的刮痧、用柳条抽打疟疾病人身体等治病方法中得到启示，开始研究梅花针术，并发明了独特的脊柱诊察术。他先后在汉口汉润里、长清里设寓应诊，梅花针的安全、简便、诊费低廉和显著疗效，使孙惠卿很快成名。解放后，在北京他在他的侄孙孙忠仁和学生郭万学等人的协助下，最早著成《刺激神经疗法》（195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公认的现代“梅花针”诊疗法的创始人。
简约神奇“梅花针”
“梅花针”之名古已有之，但早已失传。在现存的古文献中，我们已找不到关于它的治疗理论、治疗方法及适宜病种等的详细记载。孙惠卿于1940年前后重新发明了梅花针的医疗工具和治疗方法，他将7根短针（缝衣针）捆成一束，用线绑固在筷子的一端，然后扣刺人体皮肤上的相应部位、穴位，达到治疗目的。他的发明构想，若追溯起来，应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半刺”、“浮刺”、“毛刺”、“扬刺”、“络刺”、“豹纹刺”《灵枢·官针》和“箸针”《外科正宗》等针法和针具的记载。
孙惠卿反复钻研《黄帝内经》，对针刺的深浅及其不同作用深有体会。《黄帝内经》的《素问.刺要论》指出：“病有浮沉，刺有深浅，各至其理，无过其道”，大意就是要根据病情上下内外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针刺深度。《素问·刺齐论》则指出，“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反复强调了针刺的部位、手法精准的重要性。《素问·皮部论》说：“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肤，则腠里开；开则邪客于络；络脉满，则注于经；经脉满，则入舍于脏腑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人体表皮按十二经脉分布划分为十二个部区，是十二经脉分出的网络分支即络脉之气布散于体表的区域，对机体有护卫之功，同时还能反映脏腑、经络的内在病变。当脏腑有病时，常在体表的特定部位或区域出现阳性反映和阳性物，如疼痛、压痛、颜色温度变化、皮内结节等。《黄帝内经》有关皮部和经络的理论，不但启发孙惠卿后来发明了梅花针学特有的诊察法，而且为其治病的机理提供了依据。梅花针疗法就是通过叩刺人体某处皮肤或某些腧穴，激发推动经络的气血循行，调整脏腑阴阳，扶正驱邪，以达到治疗与预防疾病的目的。
孙惠卿遵从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人的疾病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两者同时存在，当正气衰弱，邪气亢旺时，就会发生或表现为全身或表现为局部的疾患。他所说的“先天不足”是指人的禀赋不足，自幼抵抗力不强，体质较弱或营养不良（孙惠卿称作“整体不强”）等等，“后天失调”除了中医概念外，孙惠卿和他的西学中学生一起还研究、探讨、借鉴了西医生理、病理学学说，认识到人体因受致病微生物、化学的和物理的以及精神因素的刺激等等都会致病，他认识到“神经衰弱”与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减退或失调有关，他认为人体“整体不强”若从神经精神病学角度讲，与整个神经系统包括大脑皮质功能的紊乱或大脑皮质两个基本活动（兴奋、抑制）过程的失调密切相关，失调就有可能“发生病变”，疾病就会产生，他重视疾病的“局部表现”即疾病在临床上特定部位和区域的典型表现。他还进一步运用整体与局部相联系的观点指出，“生理因素可以影响病理，而病理的因素，也可以影响生理，互相影响，甚至造成恶性循环。”
孙惠卿还运用人体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理论，强调针刺可让人身自己产生或增强抵抗力以治疗自身疾病。他和他的西学中学生在探讨针刺的西医学机理时认为：“刺激广大神经末梢网，自能使许多神经原（元）兴奋运动，交互反射，不论内外远近都能策应照顾，以发挥各器官、各内脏的功能，增加血液、酵素（王按：酶的旧译）、交感素或肾上腺素，以抵抗各种疾病，所以用本疗法治病，可以不用药物，也能起到刺激素的补益作用，因而常可获得不可思议的疗效。本疗法因可调整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使其平衡发展，互相照顾，故治病时多有益无害。”
孙惠卿一反许多医家所认为的，针刺中产生疼痛是一种恶性刺激、有害刺激的观点，提出了痛也可以治疗疾病的新理论，阐述了“以刺痛的驱使力、以抗痛的抵抗力，锻炼增强人体生理机能、解除疾病、保持健康”的“刺激神经疗法”的治病原理。在治则上他强调“接通”所谓“接通”是指疾病产生于人体局部时与整体的脱节或不协调。“接通”了，协调了，疾病就有希望治愈。他主张按照人体的体质强弱、年龄大小、性别不同等情况，以适当的、灵活的弹刺、平刺、轻刺等手法，通过神经的反射作用，激发和调整中枢神经的高级部分——大脑皮质，提高其正常机能活动，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提高体内各组织器官的协调性，从而激动身体各部的机能，如增强内分泌功能、加快血液循环、促进营养吸收、活泼细胞、旺盛新陈代谢、提高机体组织的再生功能和各器官的代偿能力等，这样“调节了整体，也就影响了局部；治疗了局部，也可以影响整体，这样整体、局部间的互相影响，便可造成良性循环”，即“治本可以除标，治标可以固本”。
在治疗工具上，古人把五根细针捆成一束，用来针刺治病。因其针形及针刺后皮肤泛起的红晕都酷似梅花，故而得名“梅花针”。孙惠卿在多年的医疗生涯中观察到：用七根针捆成一束，其皮肤接触点虽然略大一点，但刺激深度更浅，与皮肤接触时间可以更短，患者疼痛小，更乐于接受，而且疗效更高，因而不用五根针而用七根针一束，于是有人曾称它做“七星针”。后孙惠卿和他的西学中学生在治疗理论上参考了巴甫洛夫学说，用神经学中“反射”的观点来解释它的治疗原理获得成功，故而孙惠卿曾把这种疗法定名为“刺激神经疗法”。因这种疗法不但对疾病有治疗作用，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因而孙惠卿把他的针具称做“保健针”。在此期间，孙惠卿的一些学生认为，这种针主要是通过刺激皮肤来治病，故曾主张把它称做“皮肤针”。又因这种针对小儿疾病有很好的疗效，故某些人又称它为“小儿针”。还有一些人曾依照它的束捆针形称它做“丛针”；依照它的针刺方式称做“雀啄七星针”。孙惠卿的另一些学生还曾对这种疗法的针具做过多种探索性改革，其做成刷帚样的称做“刷帚式七星针”；做成莲蓬样的称做“莲蓬针”；做成套管式的称做“套管式七星针”；以五根针为一束的称做“五星针”；以十八根针为一束的称做“罗汉针”等等。
孙惠卿的侄孙孙忠仁大夫生前认为，孙惠卿发明的这一疗法与古代梅花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从针形上还是从针刺后皮肤泛起的红晕形状上仍都颇似梅花，故而主张仍然沿用“梅花针”这一名称。他的这一主张最后终于被普遍采纳，目前中医界对孙惠卿疗法公认的名称就是“梅花针疗法”。
孙惠卿在前后将近40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创造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检查诊断方法，后人称为“孙氏诊察法”，即通过敲、扪、推、压、捏等诊察手法，把酸、痛、麻、木等表现认作疾病阳性反映，以结节、条索、泡状软性等障碍物作为推断疾病的依据，其脊柱两侧的诊察和推断与神经解剖中所述的脊髓分节段同内脏的相互关系大致相同，与足太阳膀胱经挟脊俞穴同脏腑的相互关系也有高度相似之处。孙惠卿的针刺手法主要是弹刺，其手法能应随皮肤的反作用力，有抑扬顿挫的轻重节奏，利用腕力和冲力垂直地刺激皮肤或粘膜，不但平、稳、准，且瞬弹而灵巧，他总结出弹、快、轻、平“四要”和慢、压、斜、剐“四不要”等经验。其针具制作虽然简单，但诊治应用范围确十分广泛。根据孙惠卿的著作和早期训练班使用的教材记载，其施治的科目有11科的90余种疾病，如内科的消化系统疾病急性或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神经官能症、胃下垂、膈肌痉挛、腹泻、便秘、急性或慢性肠炎、过敏性或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炎，呼吸系统的感冒、急性或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结核、肺气肿、肺心病、胸膜炎，代谢系统的糖尿病、肥胖病、痛风、脚气病，循环系统的高血压病、低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急或慢性心功能不全，内分泌系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单纯性甲状腺肿大，免疫系统的风湿热、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神经精神科的神经衰弱、癔症、癫痫、偏头痛、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颜面神经麻痹；普外科的肠粘连、腱鞘囊肿、淋巴管炎、淋巴结核；泌尿外科的尿潴留、慢性前列腺炎、睾丸或副睾丸结核、遗精；骨科的落枕、肌肉扭伤、骨折愈合期治疗；妇产科的白带过多、闭经、稀发月经、月经过少、痛经、月经过多、月经过频、绝经期综合症、盆腔炎、妊娠呕吐、乳腺炎、乳腺分泌过多、乳腺分泌不足、产后尿潴留；儿科的单纯性消化不良、遗尿症、小儿夜惊症、小儿麻痹后遗症、麻疹；眼科的急性或慢性结膜炎、麦粒肿、夜盲症、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近视眼；耳鼻咽喉科的耳鸣、耳聋、中耳炎、聋哑症、鼻炎、嗅觉障碍、鼻衄、咽喉炎、扁桃体炎；口腔科的流涎症、牙痛；皮肤科的脱发、银屑病、带状孢疹、湿疹、神经性皮炎、皮肤瘙痒症、荨麻疹、痤疮、多汗症、酒齄鼻等。全面体现了“梅花针”简约而神奇的疗效。
脊柱诊察显奇效
每一门系统的临床医学，都有其特有的检查、诊断方法。如西方医学有望、触、扣、听诊查法；中医方脉学有望、闻、问、切诊察法；中国耳针学有耳穴诊察法等等。梅花针学也是一门系统医学，也有其独特的诊察法，那就是孙惠卿创造发明的孙氏诊察法。
孙惠卿的“孙氏诊察法”之所以独特，主要在于他常常仅通过对脊柱的诊察，就可以提出对疾病的推断，并据此确定针刺的部位和手法。所以，脊柱诊察法在他的“孙氏诊察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诊察中，他让患者采取横肱俯伏坐姿，即头稍向下低，背成弓形，裸露出背部至臀部。他再采用敲、扪、推、压、捏等手法，诊察脊柱及两侧直至全身。其诊察概要如下：
1、敲法：
医生以食、中、无名三指弯曲并拢，从颈、胸椎两侧到腰、骶椎两侧用腕力弹敲，若敲出“空音”或“呆痹音”便是相应器官在脊柱两侧的病变反应区。
2、扪法：
扪脉：除中医传统的切脉内容外，两侧颈动脉的扪诊是其特点，主要用来诊断胸腔脏器的疾患。
扪皮肤：医生用全手掌扪摸全身皮肤，特别是腰、背部皮肤。主要诊察皮肤的颜色、光洁度、温度和湿度。若出现异常现象，不但可以诊断皮肤的局部病变，还可以运用投射区域的理论诊断内脏器官的病变。
3、推法：
医生用拇指以适应而均匀的压力由骶向颈推按脊柱两侧。若出现棘突的排列异常，方向偏斜或凹凸不平，即可推断出脊椎、关节、肌肉的某些病变。若脊柱两侧出现条索状物、结节状物或泡状软性障碍物，则可根据所在脊柱的不同阶段推断全身各个器官的病变。
4、压法：
全身皆可应用。若在脊柱两旁则通常与推法联合使用。压法主要是根据患者被压后的感觉来判定病变部位、病变性质及病情转归。通常可分为痠、痛、麻、木四个阶段。一般来讲，痠表示病情较轻、木表示病情最重。由痠向痛、麻、木发展提示病情加重，称为“逆”；由木向麻、痛、痠发展提示病情好转，称为“顺”。按压时主要用拇指，必要时也可用食、中、无名三指。
5、捏法：
捏法也是全身皆可运用。医生用拇指、食指、中指的适度力量按捏患者可疑的病变部位，用以观察皮肤、肌肉的紧张度；有无肿块、结节、条索等阳性物及患者有无异常痠、痛、麻、木的感觉，从而推断病变性质及病变部位。
孙惠卿独特的脊柱诊察法，检查方法简便，准确率较高（当然是建立在长期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很受世人的欢迎和推崇。
发扬光大遍神州
孙惠卿的梅花针疗法简便易行而又疗效显著，但真正得到普遍推行还是在50年代中期。
50年代以前，武汉基本上没有像样的中医院，最多的是私人开设的诊所。而在西医院里，中医是不被允许进入的。50年代初，武汉市人民政府将一些名老中医集中起来，在每个区开办联合医院，可惜后来又纷纷解散了。真正成立专门的中医院和西医院里设立中医科，也许与孙惠卿外出会诊的一次机遇有关系。
解放初期，武汉为中南行政委员会首府，有一位中南局高层干部的母亲，因患高血压住在协和医院，通过西医治疗多时，病情不见好转。这位干部听人说孙惠卿的梅花针治高血压效果很好，便想请他到协和为母亲会诊。协和医院院长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称从未让中医进过医院的门。这位干部多方打通关系，才让孙惠卿到协和医院为其母会诊。他母亲经梅花针治疗，病情很快好转。孙惠卿打破了中医不能进医院的禁区，在市民口中传为一段佳话。1949年，孙惠卿当选为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
50年代中期，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12家市属医院，每一个医院都设有中医科，1955年更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市级中医院。
孙惠卿的梅花针疗法更得到国家的极大重视。1950年，孙惠卿受卫生部邀请进京，与曾为孙中山、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郭德洁等人看过病的施今墨一起，作为中医南、北方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1954年，孙惠卿正式调往北京，任卫生部孙惠卿刺激神经疗法诊疗所所长，1956年任新成立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孙惠卿刺激神经疗法治疗所（所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七条7号）研究员，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1956年9月6日苏联《友好报》（俄文）、1958年3月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介绍孙惠卿的刺激神经疗法的报道，使其影响更为广泛。
孙惠卿1959年著成《刺激神经疗法》一书，在1952—1962年期间，孙惠卿和他的学生在国内各地的医学杂志发表关于研究神经刺激疗法的论文有十多篇，相关医学机构和专家编印的有关神经刺激疗法的专著也有十多部，“梅花针疗法”在国内得到广泛推广，并且很快传播到国外。直到21世纪，“梅花针疗法”的应用仍然遍及世界，甚至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产业门类。在孙惠卿刺激神经疗法诊（治）疗所，举办过多期培训班，培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中医和西学中的学生，使这一疗法不断发扬光大。孙惠卿不但培养他的女儿孙荷生（一生未嫁，无后）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梅花针科的一名医生，而且他的众多学生后来许多都成为这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并多有建树。例如他的得意门生之一钟梅泉后来就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梅花针科主任、学术带头人。他带领全科医师开展了多项有关梅花针疗法的研究，包括“电梅花针”的研究与实践。钟梅泉著有《中国梅花针》（ 1984年1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书，至今影响深远。
孙惠卿同辈共有兄弟4人，孙惠卿排行为四，4人中只有他的二哥有一个唯一的孙子孙忠仁。就家传而言，孙惠卿把医术全部传给了他的这个侄孙孙忠仁。孙忠仁不但是孙惠卿医术的嫡传继承人，而且是中医名家杨铭修的第80个关门弟子，具有深厚的中医药理论基础和丰富、独到的临床经验。他曾任北京青云仪器厂医院中医科、梅花针科两科主任。50年代，孙忠仁因治愈了不少被西医判定为无法医治的眼疾患者，为当时北大医院的西医们所折服，并成为中国眼科名医毕德华教授的好友，被多次请入北大医院讲学。孙忠仁和他的祖父孙惠卿都是叶剑英、董必武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孙忠仁（生于1920年4月2日，1985年8月31日病逝于北京）一生对医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协助孙惠卿完成了医学专著《刺激神经疗法》并参编了多本相关培训教材。②将“刺激神经疗法”名称修定为中医界后来公认的“梅花针疗法”，从而彻底解决了由于名称所导致的孙惠卿所创医术中、西医归属不清的棘手问题。③作为1957年的国庆献礼，将梅花针的老式针具改进为旋帽活压式针头和两到三段旋接式针柄。实现了一人一针头，避免交叉感染且消毒便利的构想，同时解决了老式针具针柄过长不便携带的问题。④开创了“大、小方脉”与“梅花针疗法”相结合针药并用的治法先河。
孙惠卿的侄重孙孙霈，是孙忠仁的长子，是孙惠卿“梅花针疗法”的第四代嫡传继承人。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对针灸学的分类进行了研究，首次提出中国针法可以大致分为3大类。一为透刺针法（如：盲针）；二为内刺针法（如：毫针、针刀）；三为外刺针法（如：梅花针）。这就阐明了梅花针疗法与针灸学的关系与定位问题。他在临床中进一步把“大小、方脉”、“梅花针疗法”和针灸的其他疗法相结合，与学生们共同开展急诊、急救和疑难危重疾病的研究，把针药并用的医术传授给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他的徒弟和家中后代，使这一四代世医之学不断创新、发展，代代薪火相传。
1968年12月4日，孙惠卿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