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在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医德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医德的发展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巢元方(生卒年代不详)、孙思邈(公元581—682年)、鉴真(公元698—763年)和王焘(生卒年代不祥)等。唐代的孙思邈不但继承了我国古代医德思想，并且搜集整理并精心加工构思，编著成了集古代医德之大成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德思想并使之逐渐系统化，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特别在其著作中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医的目的、献身精神、服务态度、学习态度、品德修养等医德问题。他强调医家必须具备“精”和“诚”。“精”指精湛的医术;“诚”指高尚的医德。他明确指出学医人首先要有仁爱的“大慈恻隐之心”、“好生之德”，对病人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家才是“大医”，即高尚而优秀的医家。而孙思邈就是一个被历史上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

在宋代，一方面是传统医德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又建立了许多新的医德观念。如人体解剖研究的观念，法医检验的道德观念，倡导优生的生命质量观念，环境卫生建设的道德观念等。这些新医德观念的建立，对传统医德有突破和新的发展。此外，张杲的《医说》、寇宗爽的《医家八要》篇、林逋的《省心录·论医》、陈自明(约1190—1270年)的《妇人大全良方》、南宋时的《医工论》等著作中，对医德规范均有具体和详细的论述，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医学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和医德理论已日臻完善。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时期的医学界出现了四大学派，即寒凉派刘完素(约1120—1200年);攻下派张从正(约1156—1228年);补元派李杲(1180—1251年);养阴派朱震亨(1281—1358年)。这四大派各树一帜，他们勇于突破旧的学说，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对推动医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医德除了继承“济世救人”的传统外，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和图报的道德风尚和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遵古不泥古、探索争鸣的创新精神，以及热衷医业、勤求博采、勇于实践、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如刘完素认为，“医道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用什么去评价一个医生的医道和医德呢?根本一点就是医疗效果——济世和愈病。他在《保命集·原道论》中说：“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从中阐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天数命定”的道理。这种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一个新发展。刘完素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具体体现了这种医学人道主义思想。传说有一次，他在河北保定遇见一路出殡人群，路人说死者是一个因难产而刚死的妇女。他停下来仔细察看了从棺中流出的鲜血，认定该妇女尚未死亡，当即求其家属打开棺材。他首先给此妇女在诵泉穴针灸，妇人即开始苏醒，渐有生气，继而又针灸合谷、至阴二穴，结果腹中胎儿产下，母子再生。这就是关于刘完素“一针救二命”的民间传说。

经过隋唐宋元这四个朝代，我国中医医德的发展更加完善。